乐鱼体育官网入口app-我的“卖油郎”父亲——追忆我国机制香油工艺的开拓者李志伟

日期：2025-03-01

转眼，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一年了。2022年5月20日，世界上那个最疼爱我的人去往了天堂，世间再无父亲。绵绵思念，无尽哀痛。一年来，我仍笃信着，父亲一定没有走远，而是在某个地方微笑着、注视着、护佑着我，那般慈爱又安详。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父亲李志伟。

重返技术岗

1972年秋，父亲结束了长达3年的农村“下放劳动”生活，返回北京。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没有回原单位——北京市粮食局，而是申请去了其下属的北京新街口油厂。父亲之所以放弃了局级单位而选择了一家专门生产小磨香油和芝麻酱的小厂上班，其实是因为离家近，方便照顾他年老体弱的父母。很快，申请得到了批准，他如愿以偿。回京后，休息了几天，父亲到油厂报到，以技术员的身份，作为负责人被分配到化验室工作。

北京新街口油厂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是公私合营时期由多个个体香油作坊组合而成的工厂。当时的这个厂址，就是当年最大的一家业主的生产经营地。虽位于城市繁华地段，又处在居民聚集区，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能有3亩的场地面积已是难能可贵了。其间，几经调整，油厂生产能力已达年产香油100万斤（按北京当时人口，每人每年供应1两）；麻酱年产1200万斤（每人每月供应1两）。

1974年，上级公司决定扩大该厂生产规模，翻建新街口油厂（扩容1倍，新建香油麻酱车间）。工艺设计由时任厂技术员，父亲的大学同班同学闪震电主持，土建设计由北京市粮食局基建公司负责。按上级要求，闪震电将新车间设计成两层楼房和一层地下室。其中，二层为石磨（直径1米）30盘，一层为油锅（直径1.2米）20口，地下室则是香油和麻酱罐的储藏区。当年10月土建工程交付，开始了设备安装。但是距离预定的保证1975年春节期间正常生产供应，留给他们的安装时间已经不足两个月了。

一天，公司生产科科长来到工厂，带来一份华罗庚院士有关《统筹法》的文章，让父亲学习，并希望考虑可否用来指导设备安装工作。父亲接受了任务，担起了设备安装指挥的重任。他认真学习了《统筹法》的理论和方法，在召开各安装工序负责人会议、听取关于该工序安装工程的时间估算后，绘成统筹图，作为进度要求，分发给各安装小组严格执行，没用50天就完成了全部设备安装，从而保证了1975年春节供应任务。

父亲的工作受到了公司表彰。他按公司授意将《统筹图》配上说明写成论文，寄给华罗庚院士办公室，请他给予指导。没想到，这篇论文竟被中科院数学所以《用统筹法安排香油车间设备的安装》为题，发表在了中科院数学所学报《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76年第一期上。父亲当时的喜悦可用“无以言表”来形容——从1964年开始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后又被下放劳动，整整10年，父亲“第一次”重返技术岗位，而且论文被国家级刊物刊发。他的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调动起来，一发不可收……

父亲与九三学社原中央主席，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合影。

推陈出新

新街口油厂当时采用“水代法”生产香油（小磨香油），每年冬季生产3个月，取油后的副产品湿麻渣产量有400多吨。

麻渣含有极高的营养，蛋白质含量48%，其中，蛋氨酸含量1.28%，仅次于进口鱼粉，是优质的鸡饲料来源。但是，这种湿麻渣水分含量高达64%，按照当时全靠自然晾晒、人工操作的干燥要求，需要一个10多亩的场地储纳，从晾晒开始到干燥收纳需1000多个工作日，劳动强度极大。而且，经过简单晾晒后的麻渣，受条件所限，污染、发霉、变臭，大多数只能用作肥料，经济效益低下。这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父亲在想：如果能将其即时干燥，将大大减少浪费。于是，他马上开始了行动。

1976年春，在北京市粮科所的协助下，父亲率领厂技术人员，开始了麻渣干燥试验。他选择了“气流干燥”方案，并设计制作了全套设备。经过3个多月的反复摸索和艰苦实践，终于获得成功。产品呈疏松小颗粒状，并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无论灌装、运输、储存，均极方便，一经上市推销立即变成抢手货，饲料公司订单纷至沓来。

全厂职工一片欢腾，庆贺企业迈入一个新阶段！但是，谁能想到“危机”正慢慢向他们逼近……

新街口油厂地处北京中轴线东偏北，父亲他们试验麻渣烘干时,排出的带有腥臭异味的废气惊动了环保部门，经过测定和巡查，找到了源头，试验被勒令叫停，听候处理。市场供应要保证，居民生活环境又不能被污染，如何两全，成为了摆在市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工厂陷入了等待中……

机制香油“萌芽”

1979年3月，北京市油脂公司宣告成立。该公司是从原北京市粮食工业公司剥离出来的，父亲被调入公司担任技术科科长。新成立的油脂公司下辖4个油厂和1个工业用油门市部（含军供任务）。1981年，新街口油厂也等到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整厂搬迁，到市区外征地建厂。

但是，如何建？新厂什么样？批示上只字未提。公司里出现了不同声音：有的坚持维持原状，将新街口油厂原封不动地搬过去。由于父亲获知日本有机制香油上市，因此，坚决主张一定要趁此良机淘汰水代法的小磨香油，探索机制香油的可行性。公司党委指令技术科提出方案并负责建厂的全盘工作，委任父亲担任建厂总指挥。

随后，父亲用了五六个月的时间，跑遍了近郊的十多处地段，先将厂址确定下来，然后再确定建厂方案。最后选定北京南苑油厂西北角外约50亩左右的一块地。这块地的北侧，是规划中的北京南五环路，交通方便，且距南苑油厂锅炉房不足200米，可借用他们的蒸汽，新厂可省去新建锅炉房的费用和审批上的麻烦。此时，父亲已经有了搞机制香油的准备。

1982年春节刚过，父亲就开始了艰难的游说。他要将机制香油的优越性宣讲透彻，以说服各级领导。功夫不负有心人，公司经理点了头，市局主管局长支持他的想法，市委商委主任张锡林也有了兴趣。说来也巧，张锡林恰巧1983年“五一”前后要到日本考察，他答应父亲届时可以到日本的香油厂看一看。真乃天助父亲也，他的主张迎来了曙光。

1983年5月中旬，张锡林从日本归来，向父亲介绍了考察日本香油厂的观感，讲述了亲眼看到的日本机制香油的过程。日本香油分为三类：中国料理、日本料理、儿童专用，市场均有销售。张锡林当即拍板决定：立即组团，由父亲负责技术，尽早赶赴日本，考察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可能。

有了这个“尚方宝剑”，父亲全权负责运作引进工作，考察团一行4人于1983年7月上旬来到日本。在日方的安排下，他们跑遍了日本几乎所有的香油生产厂家，其中，包括昭和产业株式会社、味之素（株）、日清制油（株）等。经过比较，父亲比较看好日清的技术和设备，他们的工艺流程是原料清理—炒麻—压榨—饼浸出，油则经过滤后出厂。其所用主要设备有：连续式滚筒炒麻机、克虏伯榨油机（我国称200型榨油机）、全自动板框过滤机以及全套浸出设备。

于是，考察团专门同日清的技术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流。日方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工艺流程等技术环节要领，以及设备功能。父亲发表了他的看法：考虑到我国的实情，他提出取消浸出环节（工序），改为两次压榨，即第一次压榨后的饼经破碎后重新调整工艺参数再行压榨，前提是技术参数不能降低——特别是成品饼的残油指标。日方技术人员表示，他们回去后考虑一下再回答父亲。过了一天，日方回复：可以！得到了日方的回复后，父亲决定建议国家引进该套设备。他请日方按两次压榨的工艺流程，尽快提出报价。历时近1个月，父亲圆满结束了对日考察，于同年8月上旬返回北京。

3个月后，日清通过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驻北京办事处发来报价，全套设备1.8亿日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100万美元），于是父亲开始了同日方的商务谈判。历经1个月反复多轮谈判，最后以1.28亿日元成交（约72万美元），交货期10个月。合同核心内容（技术要求）为：日处理芝麻50吨；二次压榨后，饼残油不大于8%；成品油外观需满足颜色枣红、香味浓郁绵久、清澈透明、无沉淀物的要求。以上条款即是验收标准，在规定的验收日期全部达标后，中方付清全部货款。设备验收期经双方约定为4~6周，到期如达不到合同要求，日方将承担经济赔偿。

日方交割设备后安装工作进展迅速而顺利，1985年春节过后，日方派技术人员来华开始设备调试工作。看得出来，日方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先后派出3批技术人员前来调试。由于饼残油指标最低只能达到10%，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合同要求。再拖下去日方也无法承受，最后日清董事长发话，按合同给予中方经济赔偿。此时，日元兑美元已大幅贬值，赔款冲抵货款后，中方购买设备的实际款项只用了约38万美元（经北京市政府特批，父亲他们购买设备的银行贷款，使用的是乙类贷款，即贷美元，用人民币还款——可见政府对该项目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而父亲同日方签订的合同支付货币却是日元，由于汇率的变动，无意中还捡了个“大便宜”。

古币牌北京香油面市

日方技术人员撤走后，父亲主持了调试工作。他从调整入榨物料水分和温度着手，又加大了榨膛压力，反复试验，终于使饼残油降到了8%以下（最低可达6%）。试验圆满成功后，开始了正式生产。父亲提议将新厂命名为“北京香油厂”，一改北京习惯上以地名为厂名的旧习，获得领导批准。产品上市要申报商标，经过广泛讨论，厂长陈文轩提议用“古币”作为商标，父亲提出多加两个字“北京”，即“古币牌北京香油”，以示与原“水代法”生产香油的区别。商标局批准了他们的商标注册。他们配齐了灌装设备，1985年“五一”节刚过，瓶装“古币牌北京香油”上市了！产品一上市，立即受到市民的欢迎，得到出乎意料的好评！这是香油作为商品的首次市场亮相（过去一直属于散装特供商品），且很快成为北京市的热销商品。

市场效应如此之好，确实出乎父亲的意料。没想到喜事又接踵而至，1987年，机制“古币牌北京香油”，被评为“北京名牌产品”，一时引来全国同行的关注，参观者络绎不绝，机制香油产品得到了全国的认可。父亲的这一革新迈出了坚实而具开创性的一步。

不管卖油的“卖油郎”

为了贯彻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伟大号召，北京市政府于1991年7月15日在《北京日报》开辟《科技之星》专栏，每天在头版头条刊登一位科技人员的先进事迹，并配以照片，以超乎寻常的气势，宣传科技界知识分子，到1992年8月24日，总计刊发了368位科技人员的事迹。其中，老科学家84位、中年科学家254位、青年科学家30位。这其中含著名学者45位、学部委员（院士）79位。1991年9月23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以《“卖油郎”——高级工程师李志伟》为题，以机制香油为内容，刊登了父亲的事迹和照片。文中写道，市长们都叫他“卖油郎”，其实作为北京市油脂公司总工程师，李志伟只管制油不管卖油……李志伟力主引进，让我国食用油上档次。然而，李志伟不崇洋。1983年，他去日本考察香油设备，愣把流水线来了个“改头换面”，使它更适合国内生产条件。结果只花了38万美元，我国千年传统香油工艺就来了一次彻底革命……文章对父亲对于机制香油工艺的改革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北京日报》的这个专栏文章，后来被北京市委委托同心出版社，以《科技之星》为书名，结集出版发行。此外，在2005年10月份，由化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王瑞元先生主编的《中国油脂工业发展史》一书，第九章第三节《芝麻香油生产工艺的革新》中，也对这一改革，做了同样肯定式的记述：“1983年6月，北京市油脂公司为进一步改革中国香油工艺，派出了以李志伟等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考察组，对日本的机制香油工艺和设备，进行了深入考察。随后他们采用中外结合的方法，引进了日本日清制油株式会社的机制香油设备，并与日方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工艺路线，将日本的“机榨—浸出工艺”改变为“二次压榨工艺”，这套新的工艺很适合我国中、小香油厂的实情，所以一经使用，很快得到推广。”父亲的贡献被载入了史册。

为了调动北京市工业企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企业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1989年11月1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调动企业科技人员积极性推动技术进步的若干规定》的文件，重申“对为企业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的精神，首次开展了“北京市工业企业优秀科技人员、优秀科技领导干部、先进科技机构”的评选工作。因为对机制香油工艺的贡献，父亲荣获北京市“优秀科技人员”称号，并获颁一等奖。同年，父亲还获得了“商业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不仅如此，在北京市粮食局和北京市油脂公司两级党委的领导下，1993年之后的5年间，父亲还主持引进了浸出制油、离心机连续炼油、大豆粕低温脱溶、植物油灌装等六套流水线（几乎都是全国第一次），致使北京市的油脂工业水平由落后一下跃居全国先进行列。由于对全国油脂行业设备与技术的提升作出的贡献，尤其是对机制香油工艺作出的重大贡献，1991年8月22日，父亲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4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五）夜晚，父亲受邀登临天安门城楼，同北京市领导共同赏月（获此殊荣的共有20名科技人员）。同年10月，父亲获颁“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北京市政府特别邀请父亲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观阅兵并检阅群众游行队伍。

父亲常常对我说:“我仅就自己所能，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党和国家竟给予我如此荣耀，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充分体现，它必将鼓励我国知识分子，更加努力地去拼搏！我们的未来和我国的油脂事业一定会更加美好！”